贵州苗族关于与太平天国的历史故事，有传说在贵州的营盘，是太平天国革命终结地

故事还要从清朝末期说起，在1851年1月，在南方的广西金田，爆发了一场以洪秀全、杨秀清为领袖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

这场风起云涌、势如破竹的农民起义，很快席卷南方十八省。到1853年，在"天京"建立起了与清政府相对峙的政权，实行了多种革命政策，发动了广大农民为推翻封建的土地制度而斗争，并且担负起了反抗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的任务，在中国近代史涂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一场如此伟大的革命运动，自然引起史学家们的浓烈兴趣。在太平天国失败之后，由于其余波一直辐射到北方和南方数省。因此，近代以来，关于这场伟大的革命运动终结于何时何地的问题，史学界一直争论不休。

为此，先后出现过如此几种不同的观点，即"1864年"、"1868年"、"1869年"、"1872年"四说。"1864年"之说认为，此次革命应该以当年的"天京陷落"为下限。但是，很多史学家马上站起来进行了反对。他们认为，此时，天京虽已陷落，但在大江两岸，数十万的太平军将士仍然在战斗，显然，革命尚未终止。

还有一个说法是1868年之说认为，1853年爆发的北方"捻军"起义，其"后期捻军"其实就是太平天国一支在天京失守之后的军队，在"遵王"赖文光的组织、训练'蒙、毫之众'下成立的新军，因而，应该延续到1868年山东徒骇河的捻军覆败。

此观点一提出，在当时，被多数的史学家普遍接受了下来。所以，自20世纪50年代起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基本上没有发生过什么争论，然而，到了70年代，另一种观点即"1869年"之说提了出来，认为太平天国纪年是有文字可考的，其最晚者当推陕北一支捻军的纪年。其依据是《宜川县志》卷十五之记载:"西捻余党……出皇告安民，以'太平天国十九年'为正朔。

争论到此，史家们的口水战似乎又停住了。

然而，到了80年代，又一个新的观点即"1872年之说"提了出来，提出这一观点的是当时的贵州师范大学教授、校长、史学家吴雁南先生。他认为，太平天国应该止于其最后一只建制部队--李文彩余部于1872年3月在黔东南的覆灭，于是，史家们又将目光投向大西南的黔东南苗疆，一座位于凯里南境的高山--乌鸦坡，至此，关于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下限的争论，终于沉寂了下来。

那么，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呢?让我们回眸历史，重新回到140年前发生在乌鸦坡的那一场浩瀚的大决战吧，这需要从广西农民起义领袖李文彩说起，李文彩，广西永淳县人。1851年秋，正当太平天国政权初步形成时，这位极富抗争精神的壮族汉子，也在永淳县领导壮族民众揭竿而起。起义军诛锄士豪恶霸，为佃农、贫户出气，之后，义军在广西势如破竹，所向披靡，先克横州，进克永淳，再克南宁。

1860年，义军失利。李文彩于是率军从桂北进入贵州，正好太平军"翼王"石达开也自湖南进军贵州。3月时，两军相遇，李文彩加入太平军，被封"亲天燕"，成为石达开部下一名智勇双全的将领。此时，在贵州高原上，也在到处燃烧着各民族起义的战火。张秀眉、杨大六、包大肚、柳天成、金干干、陶新春等民族领袖或将领，带着各自的队伍，风起云涌，厮杀震天。1862年冬，李文彩跟随左宰辅李福猷从贵州边界绕道进入四川，计划与石达开分路进攻四川。

熟料，1863年6月，当石达开抢渡金沙江时，在大渡河惨遭覆灭，留下千古遗恨，不得已，李文彩、李福猷只好由四川进入湖南，经会同、绥宁、道州东进，意欲返回江西，谁知，李福猷在广西怀集被俘就义，李文彩又只好率太平军余部东进湖南通道县的播阳，直逼贵州黎平，10月11日，李文彩突然袭击驻防黎平下温的清军并获胜，接着，又进攻四寨再次获胜，太平军进入贵州初战告捷，大大鼓舞了贵州各地人民起义军的斗志。

1863年，李文彩率部进入黔南，与苗族起义军首领柳天成会合，并任柳的宰辅之职，1869年6月，李文彩的太平军与柳天成、金干干所的苗军联合，在黔南羊安与贵州提督张文德展开激战，一举歼灭清军一万余人，只剩下负着重伤的提督张文德及亲兵20余人徒步逃回省城贵阳，取得了自苗族起义军"黄飘大捷"之后的又一次大胜利--"羊安大捷"，再次大大地鼓舞贵州各族人民的斗志。

李文彩在贵州军事上的胜利和根据地的建立，震惊清朝统治者。他们深知，骁勇善战的他转战数省，其部下都是身经百战之精锐。如果让其与贵州各族义军联合下去，苗、教各军学到太平军的组织和训练后，必将成为湘、桂、黔三省之大患。因此，紧急调集云南、贵州、广西、湖南四省兵力，企图把李文彩一举扑灭。

在清廷大军的高压下，苗军中的叛变者开始出现，871年4月，由于战事失利，柳天成被叛徒吴义甫暗杀，李文彩、包大肚、金干干只好率领各自余部，前往丹寨投奔马登科义军。

熟料，7月时，马登科也同样发生叛变。不得已，李文彩等人又只好率数千将士直奔黔东南雷山，投奔退守在雷公山上的张秀眉、杨大六大军，1871年10月，渐入冬季，天寒地冻，张秀眉大军面临着越来越残酷的战争环境。接下来，清军大举进攻，蜂拥而上，苗族义军驻守雷公山失利成为定局。

面对来势汹涌的敌军，张秀眉在同李文彩和侗、汉、水、壮、瑶等各族义军的将领们商定后，决定向西面的乌鸦坡撤退，于是，战争的重心转向乌鸦坡，乌鸦坡，何许山也?清代史籍《苗疆闻见录》这样记述:"乌鸦坡在凯里南境，山势雄峻，迤逦约二十里，牛角坡、里禾寨附之。当年，战争核心区主要为今凯里市舟溪镇营盘村辖地，这是一次规模浩大的战略转移。

据记载，自1871年底起，张秀眉大军兼有李文彩太平军及各族义军共20万人的队伍，在突破清军的层层防线后，陆陆续续向凯里南面的乌鸦坡、牛角坡转移。与此同时，贵州各地的苗族义军军民也自四面八方向乌鸦坡撤退。至1872年2月底，战略大转移结束。

就这样，太平天国最后的余波跟随苗军的战火，燃烧到乌鸦、牛角两坡上，此时，距离天京陷落已有8年之久。洪秀全、杨秀清怎么也没有想到，在他们死去这么多年之后，居然还有一个素不相识的后辈，将太平天国的大旗继续高举在黔东南的崇山峻岭之中，在潜进乌鸦、牛角两坡后，义军迅速以各水源处为中心，整地筑基，伐木盖房，以各险要地段为为重点，垒堡建碉，掘坑砌壕，共盖成军营房棚上千座，修成工事多处，辟出跑马道两条，建元帅府三处，赶场坝一处，征集粮食数十万斤，为25万各族军民撤驻作好了初步准备，在战术部署上，由身经百战的李文彩担任义军整个战役的军事顾问。其太平军数千兵力则负责驻扎第二防线(今小营盘水塘一带)。当中，精通战术的太平军积极帮助苗族义军训练军队，教以战守之法，提高了苗军的战术能力。

但一开始，当李文采看见乌鸦、牛角两坡虽"冈峦环抱，叠隘重关"，形势险要，然义军除此之外，据点尽失，25万人据此弹丸之地，不但没有机动回旋的余地，而且粮秣皆缺，形势极为不利时，他曾在今大营盘寨的营地上向张秀眉提出:"在此固守，无异于坐以待毙"看法，建议"广集苗船，乘春水涨发，引众浮清水江东走，径指洪江，下趋常德，以扰湖南腹地"。可惜的是，李文彩的方案没有被张秀眉采纳，失掉了一次历史性的机遇。不然，苗族的这一场斗争或许是另外一种结局。

紧接着，各路清军在席宝田、苏元春、苏元章、龚继昌、戈鉴、毛树勋等等的带领下，自开怀、绵席、凯里、鸭塘、舟溪、漫洞及八察的南皋、雷山的丰糖、桃瑶、乌香等方向杀气腾腾包围过来。总帅席宝田颁令"诸军环困"，切断义军之粮道与交通。3月初，清军对两坡的包围圈正式形成，义军与外界彻底断绝了一切联系，这是一场规模最为浩瀚的大决战，在贵州军事史上堪称之最。

据史料记载，义军参战军民总数为25万，清军投入兵力8万，双方共计32万人，在围困一定时间之后，3月5日，清军发起总攻，牛角坡西线战斗打响，乌鸦坡战役正式开始，在张秀眉、李文彩等将帅沉着指挥下，各族义军沉着应战。其中，驻守在第二防线的太平军战士积极配合苗军，将铺天盖地的炮火、飞石压了下去，一度让清军寸步难行，龟缩于坡下，此后，太平军一直与苗军并肩战斗，浴血奋战，一次又一次地打退清军的进攻，双方一度处于拉锯阶段。但此时，义军军民的饥荒程度达到了十分严重的地步，饥饿难耐的人们尽吃了野菜、树叶，许多人饿死于路边、林中，甚至出现了人吃人现象，人们于多处架起数十口大锅，将饿死者丢进锅中煮熟，然后吞食尸骨，义军军民能战者日渐减少，双方战斗力大为悬殊。

3月18日起，战役进入白热化。席宝田聚兵三万，向驻在大营盘的义军元帅府发动全面进攻，李文彩、杨大六、潘老冒、报南烧、金大五等将领，率军同清军展开震天憾地的大血战。其中，太平军将士提枪挥刀，始终战斗在最前沿，不少将士血洒战场，表现了英勇无畏、气壮山河的气概，21日，面对全军覆没、民族危亡的最后关头，太平军之能战者数百人，坚持与苗军一道，毫不动摇，对天鸣枪饮血，誓不投降，决心与清军决一死战，22日，随着清军齐头并进，在双方势力极其悬殊的情况下，张秀眉的大元帅府终于被攻破，各路首领不得不夺路而逃。

同治十一年(1872年)农历3月22日下午，在进行长达17昼夜、惊心动魄的大决战后，乌鸦、牛角两坡战役全部结束。义军总计牺牲5万多人，加上战役前夕的边沿战场战斗及饿死者，共计牺牲 6至7万人，其中，阵亡将领10名。而清军这边，也付出阵亡6千人、折将6名的代价，可谓碧血满山，万鬼千嚎!

李文彩率数百人马在牛角坡上杀出重围后，往凯里平茶方向奔去，4月1日，李文彩率部走出金坑后，当行至施秉的马脑哨时，与清军相遇发生血战。战败后，直走高碑，然后渡河直奔金棚。清军一直在后面急追。6日，当走到岑巩、镇远之间的牛塘时，再遇清军合围，终于全军覆没。这时，张秀眉也被俘于雷公山上的乌东山，接着解往长沙，至此，轰轰烈烈22年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和18年的苗族反清运动终于划上句号。

由此可见，作为最后一支太平军建制部队，李文彩始终高举"太平天国"的大旗，与贵州各族义军并肩战斗在乌鸦、牛角两坡之上。其间，李文彩与张秀眉一起驻扎在大营盘寨有两个多月之久。这就说明，在贵州各族人民惊天动地的乌鸦、牛角两坡大战中，同时也包含有"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余波。因此，可以说，在中国近代史上，营盘村既是苗族反清斗争的最后战场，也是"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终结地。"太平天国"、"舟溪营盘"，这两个看起来似乎没有任何关联的事件和地名，却在历史的浓浓硝烟中联系到一起。这两场伟大的反清斗争运动虽然结束了，但它们带给清王朝的打击却是十分沉重的。

贵州小吃油炸蕨芭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出现了新中国最大粮食困难，饿死了不少人。山民便挖蕨菜根做蕨芭吃，度过饥荒。成筐挖来，到溪流旁、水井边洗涤干净,拿棒槌槌烂,用白纱布过滤,留下淀粉水,去掉残渣,再将淀粉水煮熟，过滤成坨，蕨芭便成了，解决饥饿难题。普通人家用水煮，和上盐巴就吃;条件稍微好点人家，用油炸，味道更香。水煮蕨芭微微苦涩，冷吃清凉，夹杂股股青草气息。

后来但日子好了，蕨芭虽然不当粮了,但又充当起菜的角色。条件稍微好了些,蕨芭切成块,用茶子油、菜油炸,苦涩味没了,混合糟辣、葱花佐料炒一下,那是农家上等菜。有油炸蕨芭、炒蕨芭,是好日子。

男孩子怕做家务，宁愿上山砍柴和挖蕨菜、到水井做蕨芭，也不想呆在家里。茅草坡、火烧坡蕨菜多、根肥须长,挖掘时候得小心，丝茅草划破 手指，血染蕨菜惨状时常发生。荆棘刺穿皮肉、 周围野草滴红屡见不鲜。尤其是火烧坡,挖半天下来,个个成了非洲黑人。用棒槌槌，槌得烂,出定粉才多,棒槌声经常响到深夜。过滤阶段，为了节约时间,需人不停摇晃过滤袋,大多时候,一摇就是几个小时或半天,浑身骨头散了架。蕨芭短时间吃不完,太阳出来得搬户外晒，否别要发霉。尤其是六月日子,一时晴一时雨。太阳露脸了，搬出，下雨了,搬进。一天几趟，大汗淋漓。熬蕨芭坨得讲究细心，水放多了，不成坨；水放少了，不熟夹生。柴火要均匀，火大了，底糊上不熟，成小坨，障眼且不好吃；火小了，不粘，炸煎不成块。每一个程序都得踏实认真，小心翼观。

一种美味让老百姓渡过饥饿岁月，与普通日子牵连，与劳动习惯相连，改革开放后，各种肉类慢慢更换了餐桌菜谱，蕨芭渐渐退出人们视野。不知道是舌尖上缠绕上蕨芭味还是细胞里已经充斥了蕨芭基因，读高中三年.每次放寒暑假，都要亲自动手挖蕨根，做蕨芭，用油煎蕨芭，有时候还炒一瓶，带到学校吃。

又过了十多年，人们进人小康高速公路,吃大棚菜多了,吃饲料肉类多了，忽然返璞归真，追求起原生态绿色食品来，许多绝了踪迹的野菜又摇身一变,狸猫成了太子。油炸蕨芭挤身入家乡原生态绿色行列，成为名菜娇儿,树立起家乡美食形象。统统让酒楼、餐馆收去,作为待价而沽的名角，普通百姓吃不到了，蕨芭，原本大山野草，经过普通百姓加工，变成救命东西，是患难之交。现在远离百姓,登上了大雅之堂，成为形象大使。

贵州研学旅行

镇远古城坐落在贵州的黔东南苗族布衣族自治州，在古代不但是一个军事重镇，而且在中国汉唐时期对南亚次大陆国家外交往来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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